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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安泰陈方若:供应链修复稳中求进业界呼吁因势而变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2日 发布者:MBA中心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2日

发布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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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上海正式进入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受疫情影响,自3月底以来,上海企业生产遭遇短暂停滞,产业链供应链运转缓慢。而随着号角正式吹响,企业在进入复工复产的提速阶段后,其供应链修复和发展过程中的堵点还需逐步打通。

由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聚焦复工达产 助力企业回归”系列线上研讨会于6月1日开播。

首期研讨会聚焦“复工达产下企业供应链的修复与发展”话题,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行业研究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陈方若,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晖,亨斯迈聚氨酯事业部亚太区供应链总监许海峰,上海信天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李立勋,以及天地汇供应链联合创始人、副总裁纪红青等嘉宾参与,并围绕 “疫情对企业供应链带来的影响”、“复工复产后,企业自身供应链如何得到快速修复和运转”、“企业如何做好供应链管理与转型”等问题展开探讨,提出针对性建议。


企业供应链的应急挑战

本轮上海疫情的发生,不可避免地对全国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带来影响。国内4月份物流运力下降,并一度成为众多企业生产经营时面临的主要困境。

事实上,供应链各环节并非孤立而行,而是形成了紧密协作的生态环境,重要节点的受损使相关的参与者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疫情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需求的打击,二是对供应的打击。”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行业研究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陈方若认为,供应链现代生产体系主要是以供应链的形式体现出来,“上海的很多企业都是供应链当中很重要的成员,这些企业不只是我们国内供应链甚至是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节点。”

陈方若指出,疫情正在使得全球供应链的结构发生变化,就短期复工复产而言,体现为市场、人工、原料、资金等调整,但长远来看则是供应链结构的挑战。

作为全球化工龙头企业,亨斯迈在上海设立了亚太总部和技术研发中心,并在上海化工区拥有聚氨酯原料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的生产基地,而聚氨酯材料广泛应用于下游汽车、冷链、建筑、包装等行业等重要的领域。

亨斯迈聚氨酯事业部亚太区供应链总监许海峰介绍,在本轮疫情中,亨斯迈位于上海的工厂生产受到明显影响,并逐步蔓延至供应商、自身工厂运营、国内外客户服务等环节。其中,物流运输不通畅是给生产造成冲击的主要原因。

“上海作为亨斯迈在亚太区的一个重要的供应中心,在全球供应链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许海峰表示,5月以来,亨斯迈旗下已有两家生产企业列入了上海第一批复工复产企业白名单,使得公司的产能获得了显著的恢复。不过,他也指出,当前的物流效率尚未完全恢复。同时,海关和港口的效率放慢导致当前的进出口秩序受到影响。

天地汇供应链联合创始人、副总裁纪红青回顾了疫情初期物流环节受到的冲击——由于不同城市疫情管控要求不同,公路物流运输效率有所放缓。而各方环境影响下,从业者也面临着特殊时期的巨大压力,货车司机群体面临收入不稳定、车贷偿还等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上海疫情期间,天地汇供应链采用无接触的甩挂模式来切断人和人的接触,这一模式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

纪红青认为,无接触的甩挂式运输除了解决应急物流运输,它也是未来解决整个供应链高效协同的一个重要方案。

供应链不仅是各环节的环环相扣,更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于电商平台而言,这一点的感触或许更深。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供应链是全程受阻,特别是体现在园区,影响了生产。”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晖介绍,当时京东利用了上海区域以外的其他的园区仓库,对上海进行跨区代生产。即原本在上海及昆山完成的生产订单因疫情影响,通过供应链调度,转移到了华中、华南、西南的物流园区。

“特别是与民生相关的基础物资订单,在武汉、广州、成都的物流园区完成了生产,并通过大型的货车干线货车运送到上海市的封控边界,换上本地上海京东物流的车头之后,运入上海市完成分拣和配送。”刘晖坦言,虽然这种方式和此前的本地生产相比,订单履约的成本明显增加,且时效性也会有所降低,但是通过调动供应链的网络优势、协同优势,然后不计成本地为上海消费者提供民生物资供应是值得的。

而在同城配送领域,如奶粉和尿布等母婴产品的特殊保供,在疫情期间则显得重要。“但是奶粉其实很难成团,我们只有通过跟品牌去聊,怎样去把这个路径去实现。”上海信天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李立勋介绍了疫情初期同城商配企业面临的难题,“比如我们打印机的小票,打印纸没有了的话,其实对分拣和配送的挑战都是很大的。”


供应链在不确定下寻找确定性

随着上海正式进入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各大企业也开足马力,产能迅速攀升。

在企业复工复产阶段,供应链的若干不确定性,成为各行各业需共同面临的话题。

陈方若指出,在“长鞭效应”的理论中,企业在复工复产阶段会遭遇供应链下游的订单波动在向上传导过程当中的扭曲信息,这使得上游供应链的成员企业都要共同承担压力。他建议,随着企业全面进入复工复产阶段后,应该更多关注终端市场的需求,并在这个基础上做长远的产能规划。

为了应对未来供应链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供需匹配方面的新矛盾,陈方若认为,企业在供应链上首先要保证时间上的快速、流畅,其次是信息要准确,最后是决策的科学性。

“信息准不只是当下的信息,而是能够对未来有一个比较精准的预测,在这样的基础上做科学的产能调配,才能够把供需匹配做得更好。”陈方若认为。

在不确定性下,从业者也在重新思考和重构供应链。

刘晖认为,常态下的供应链需要满足上下游联通高效性,但在遇到例如疫情的关键节点上,能够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响应,这对供应链的数字化和社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近些年来,京东提出了“数字化社会供应链”的概念,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连接和优化社会生产流通服务的各个环节,以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社会效率。

刘晖解释,这种观点更关注数字化、全链路、社会化的特点,用于优化各个环节以实现提高效率和匹配度。他认为,要让供应链或者供应链在关键节点产生价值,基础设施本身也非常关键。

另外,在刘晖看来,供应链当下的意义还在于社会责任,即为消费者、为行业和为社会所用。“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会把效率放一放,而是把真正库存或者是供应链的安全性、民生和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放在第一位。”刘晖说。

在企业自身看来,即便进入复工复产阶段,也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从我们内部来讲、从政策上来讲,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把确定性和预期性建立起来,这样才能防止企业供应链以后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许海峰认为,终端市场的法治化和市场化,都是将企业的生产、运转拉回到一个确定性的路径上。

作为物流企业代表,纪红青也对不同主体在复工复产这一重要节点提出建议。

他认为,对货主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二是希望货主能跟物流企业把API对接,提升计划性,从而提高履约性和降低成本;三是希望货主企业需要关注仓库的余量以及备用方案,并做好调配。

针对物流端,纪红青建议,一是政府发布的政策要“应享尽享”;二是希望能够借机跟上游的货主建立更长线的关系;三是能够采取更有效率的运输形式,并借机进行数字化转型。